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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完善预算决策机制。提高预算分配决策的层次，在部门之上成立预算分配决策管理委员会，加大协调力度。要科学配置部门职能，并能动态调整。要敢于调整部门职能和人员机构，以部门职能、机构设置合理化为基础保障资金统筹的高效到位。三是强化公民对预算的参与。按照契约理论，公权力是民众赋予的，预算权自然应该体现民众意愿，新修订的《预算法》对基层预算审查需要吸收民众参与等提出了要求。当前，一些地方尝试参与式预算改革探索，加强了公民、社会参与预算审核的过程，是有益的探索，下一步可以加强。

第五，形成改革合力。推动财税体制改革，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必须从长期、整体分析出发，凝聚各方面力量，防范和化解中国发展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这涉及多个层面：一是“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如何形成合力。从整体上来看，现代经济都是“混合经济”，离不开“两只手”——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两者应在分工基础上形成合作。两者怎么协同？这个世界性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好。如果这“两只手”不协调，就不能形成合力，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问题的解决都找不到出路。这种不确定性成为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二是公共部门如何形成合力。形成有序的国家治理结构，应该在公共部门之间和各级政府间合理配置权责，形成合力。合作不是传统意义所说的事权共担，而是分清责任，形成合力。国家财权不统一、预算资金碎片化使用、部门权力和利益难以触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此等等，都意味着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合力还没有真正形成，甚至还在产生内耗，政府运行成本和社会成本都在加大。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公共风险。三是公平与效率如何相融合。效率与公平是发展的两个轮子。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不是相互兼顾问题，更不是相互替代，而是两者必须融合，要把效率和公平变成两个动力。而效率与公平的融合主要靠财政改革，财政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效率，一头挑着公平。如果一头沉，则国家难以走远，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四是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有机结合。我们一谈到发展就想到资金问题，一谈到经济总是和资本联系在一起。从经济学视角中，我们看到的可能都是经济资本。其实，社会资本也会影响经济资本，也会影响经济增长。文化、教育、人力资源、社会诚信，这些实际上都是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会影响经济资本的效率。没有社会资本作为支撑条件，经济资本效率会越来越低。财税体制改革既要促进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积累，更重要的是要把二者融合起来，形成一种合力。这种合力是看不见的社会生产力，转型升级的动力蕴藏于此。

王波就是他“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位来自山西运城的小哥做装修生意，他与朋友交了二十万加盟费成立了樊登读书会分会点。原价365元的读书卡他用200元拿到，每推销出去一张，他就能盈利165元。为了推销这些年卡，他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微信读书群，私聊群里每一个人。不过一年下来，进展缓慢，“边学习边推广吧。”他自我安慰。

腾讯认为，这两家公司利用自身控制的媒体平台恶意攻击诋毁腾讯，意图削弱竞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已经构成商业诋毁及不正当竞争，因此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腾讯并未与今日头条全面开战，也不是全面封杀。比如，今日头条系的微信公众号依然可以正常打开，依然可以正常发文。

云业务发展驶入快车道，三季度，华为首次发布了整体计算战略，推出全球最快AI训练集群Atlas900和华为云昇腾AI集群服务、112款基于鲲鹏和昇腾的新服务、工业智能体等创新产品，在政府、互联网、汽车制造、金融等行业实现大突破；已有300万企业用户与开发者在华为云进行云端开发。

（一）以化解公共风险为着眼点，为改革注入确定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财政部门在完善预算法推进依法理财、实施规范完整的预算制度、规范地方债务管理、加强预算执行绩效、有序推进税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都提出了改革新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并得到社会各方面的积极评价，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取得了新进展。由于整个改革进入“深水区”，加上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仍面临着风险与挑战，改革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在当前时代，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本质所在，即国家治理所面临的问题本身是不确定的。风险社会中风险的复杂程度与影响范围决定其必须从国家层面来解决，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公共风险治理。国家治理的逻辑是“改善社会治理结构—注入确定性—治理公共风险”。在这一过程中，财政本身特点决定它位于经济、政治制度发挥作用、自我更替的中枢。从这个角度看，国家治理的本质得到揭示，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地位也不言而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必须以化解国家治理中的公共风险为着眼点。